“成群结队遍布全国的俄国专家，形成了新的特权大班，俄国政治活动家也在北京颇为活跃，中国的外交部常常扮演着迎合苏联大使馆的角色，而俄国大使明显是在中国的苏联最高官员，其地位无疑高过其他人，更大程度上他是唯一的‘政治代表’式的影子人物，他出席中国政治局的所有会议。从以上迹象看，俄国人即便没有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，他们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掌控。”
“北京与莫斯科结盟，是在一九五○年一月正式宣布（应是二月——译注），当时，党的领导人毛和总理周，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为期三十年的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，其中，两个国家承诺以‘真诚合作的精神……参与所有国际行动，旨在维护和平，就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相互商量。’”
“那些在北京的高层人物，从来不会认为他们不是莫斯科严格的党组织的顺从者。他们所能掌握的手段仅仅是苏联的手段，政治局里每个人都强烈反对西方的自由传统。于是，指望在北京能有一个反俄的并发挥作用的圈子，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。如在俄罗斯一样，红色中国也是一个遍布军人、警察、监狱和集中营的国度。”（《时代》，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）
《时代》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无限风光，可看作是对中国是苏联“卫星国”的一种诠释。（《文史参考》2011年第5期）